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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历史沿革-秦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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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汉之际的社会状况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但统治范围尚未到达酒泉一带,占据酒泉一带的仍主要是乌孙、月氏、匈奴等民族。

乌孙是在玉门、瓜州、敦煌至天山以东一带活动的游牧民族,是一个以牧业为主,兼事农业的民族。乌孙的社会组织与其他游牧民族一样,是宗法的氏族部落组织,已进入阶级社会。乌孙实行全民皆兵,平常的生产组织与战时的军事组织是完全合一的。20世纪70年代,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在酒泉一带发现骟马类型文化遗存与我国古籍所载的难兜靡时期乌孙在河西活动的地区相吻合。出土陶器为夹沙红褐色平底器,制作粗糙,多为素面,小件较多。在今敦煌南湖古董滩和瓜州双塔水库等地,还出土过这一时期大量的石刀、石斧等乌孙民族的遗物。后来匈奴占据其地。汉初,乌孙脱离匈奴的羁绊,向西迁徙,在伊犁河流域建立乌孙国。

秦朝初年,月氏攻杀乌孙王难兜靡,乌孙西迁,依附匈奴。月氏独占河西走廊。月氏是羌族的一支,主要在敦煌以东至乌鞘岭的广大地区游牧,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月氏人许多部落结成联盟,这种部落联盟,已具有奴隶制国家性质。有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制度,人口的繁衍就会更加迅速。祁连山区水草丰茂,月氏人畜牧业得到发展,“羊肥乳酪好”。郭璞《山海经》注:“月氏国有大尾羊如驴,即羯羊也”。《西河旧事》云:“祁连山中冬温夏凉,宜牧养,奶酪浓好,夏泻酪,不用器物,刈草着其上,不散,酥特好,酪一斛,得升余酥”。肃北县岩画刻有射猎、放牧、作战等场景,动物有梅花鹿、大角羊、野牛、骆驼,还有大象、老虎等。丰乐口、嘉峪关黑山、瓜州、肃北马鬃山遗存的大量岩画,有秦汉时期乌孙、月氏、匈奴诸游牧民族的生活场景。秦代月氏逐渐强大,一度独占河西地区,甚至扩张到东至陇右地区,西到塔里木盆地东部和天山东部地区。公元前203年前后,月氏被匈奴打败,大部分迁至天山一带。汉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匈奴攻杀月氏王。月氏再次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后又迁至阿姆河流域,于公元1世纪建立了贵霜王国,史称大月氏。留居于酒泉的小部分月氏人,依附羌人,史称小月氏。

匈奴兴起于河套阴山地区(今内蒙古狼山、大青山一带),男子从小练习骑射,成年后尽为甲骑。平时以射猎禽兽为生活,战时人人投入战斗,组织严密,战斗力强。畜牧业生产在匈奴经济社会中占重要地位,主要牲畜为马、牛、羊、骆驼、驴、骡等。在与中原各族的交往中逐渐出现了农业生产。手工业主要有制乳业、制皮毛业、制陶业、铸铜业。匈奴人十分重视和汉人互通贸易,用他们的牲畜和皮毛与汉人的农产品、手工业品进行交换。公元前209年,匈奴冒顿单于南征北战,东扩西伐,领地空前扩大,控制着北到贝加尔湖,南到河套,东到辽河,西到葱岭的广大地区,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建立起了强大的民族政权。随着奴隶制的形成和发展,匈奴的国家机构也日益完善。匈奴的政权机构分为单于庭(即首脑部),管辖的地区在其辖境中部;左贤王庭,管辖的地区在其辖境东部;右贤王庭,管辖的地区在其辖境西部,包括酒泉地区。单于是最高统帅,其部众分为左右二部,以左右贤王统率。匈奴部落既是行政单位,又是军事单位,精壮者皆为兵,由大将、大都尉、大当户、骨都侯等24将分别统领,多者万骑,少者数千骑,下设都尉、千长、百长、什长等官,逐级指挥。这些职位都由贵族世袭。随着国家机构的形成,还出现了刑法和监狱。月氏西迁后,匈奴占据了河西走廊,成为匈奴右贤王的辖区。匈奴人利用丰富的天然草场,从事畜牧业生产。匈奴统治河西的中后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与中原王朝交往的增多,逐渐接受汉文化习俗。这一时期的酒泉,除了种植黍、稷、麦、菽等粮食作物外,还种植桑、麻、枣、韭、瓜、葵等经济作物和菜蔬。使用铁制农具,生产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手工业主要有制乳业、制皮毛业、制陶业、铸铜业。由于游牧经济其流动性特点,当时冶炼技术的发展还十分缓慢。当时与中原王朝的贸易往来已逐步频繁,以牲畜和皮毛交换汉人的农产品、手工业品,商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二)征讨匈奴

西汉建立后,酒泉、敦煌一带仍被匈奴右贤王属下的浑邪王所控制,并不断袭击中原,对汉王朝构成巨大威胁。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匈奴南侵。汉高祖刘邦发兵亲征,在白登山(今名马铺山,位于大同城东五公里处)中了匈奴的埋伏,白登山之战使刘邦认识到,汉王朝兵力明显处于劣势,决定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到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汉王朝具备了反击匈奴、安定边疆的财力、物力,开始了征讨匈奴的战争。

 西汉建立后,酒泉、敦煌一带仍被匈奴右贤王属下的浑邪王所控制,并不断袭击中原,对汉王朝构成巨大威胁。

 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匈奴南侵。汉高祖刘邦发兵亲征,在白登山(今名马铺山,位于大同城东五公里处)中了匈奴的埋伏,被匈奴40万大军围住,七昼夜不能突围。后用陈平之计,刘邦及其部属才得以突围。白登山之战使刘邦认识到,汉王朝兵力明显处于劣势,且经过了将近10年的战乱,国力、民力都不能同匈奴抗衡。决定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汉王朝与匈奴结为兄弟,每年送去大批的丝绸、粮食、酒等物,以换取北方地区的安宁。在国内则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历经“文景之治”,到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汉王朝具备了反击匈奴、安定边疆的财力、物力,开始了征讨匈奴的战争。

汉王朝对酒泉一带的统治是随着征讨匈奴的胜利而实现的。其后,为巩固西北边防,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汉王朝又进行了多次征讨匈奴的战争,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军事人才。

霍去病收复河西地区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年仅19岁的霍去病率骑兵一万余人“出陇西”远征河西,从陇西出塞,向西进入河西走廊,穿越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领地,经过了焉支山,在合黎山一带同折兰王、卢侯王领军遭遇。在此战中,霍去病惨胜休屠王,收复武威一带。这次出征匈奴,霍去病了解了河西的地形地貌以及匈奴在河西的军事部署,为再次大规模出兵河西创造了条件。

元狩二年(前121年)夏,汉武帝又发动了第二次河西战役。此次进军匈奴兵分两路,一路由博望侯张骞与郎中令李广分道从右北平(今辽宁凌源西南)出发,寻找机会和匈奴左贤王作战,以分散匈奴对西线的注意。另一路由霍去病与公孙敖率数万骑分别从北地(今甘肃庆阳)出发,计划由南北两路合围河西走廊的匈奴军队。但李广率领的四千骑兵,被匈奴左贤王的四万骑兵包围,李广率军力战两日,双方死伤惨重,后被张骞统率的万余骑兵救出。公孙敖军出北地后,拟走南路,经青海翻越祁连山进入河西,与霍军南北包抄匈奴,由于迷失道路,未进入河西。只有霍去病率领的铁骑从北地(即秦北地郡治宁县之北)出发,一路向西奔袭。霍去病率精骑渡黄河后,沿沙漠南缘,向西北迂回至居延泽(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又转向西南,沿弱水(今甘肃纳林河)转向西南大破酋涂王,斩遫濮王等3万余。两次河西大战使匈奴右部受到致命的打击,还引起了匈奴统治集团的内部分化。元狩二年的秋天,匈奴单于因驻守河西的浑邪王、休屠王屡遭失败,欲召回严惩,浑邪王、休屠王于是预谋降汉。汉武帝害怕浑邪王等人诈降袭边,于是派霍去病去迎降。休屠王突然反悔,想率部下逃走,浑邪王杀了休屠王兼并其众。霍去病与浑邪王会合,帮助浑邪王杀了不愿意投降的8000余人。浑邪王及休屠王的部下4万余人投降汉朝。汉王朝把4万匈奴降众,分别安置在秦长城以北,黄河以南的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之地,号为“五属国”。 

河西之战彻底摧毁了匈奴的有生力量,河西地区自此纳入了西汉王朝的统治范围。

 李广利初征西域  河西四郡建立后,匈奴的入侵并未停止。汉武帝听说西域大宛国产良马,名为汗血马,便派遣使者前往购买,但每次所派使者均被大宛人所杀,钱物被抢。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武帝封李广利(?~前88年)为贰师将军,命其率众数万攻贰师城。但路途遥远,又多是高山大漠,所过城池严闭,不给汉军提供食物。贰师城久攻不下,士卒逃亡、死伤者十之六七。李广利被迫撤兵,回到敦煌,途中来去两年,损失惨重。武帝震怒,下令退入玉门关者立斩。太初三年(前102年),武帝又命李广利率精兵6万进攻大宛。组织牛10万头,马3万匹,驴、骆驼万余运送粮草军资,又增调甲卒18万为后援,始攻入大宛外城。大宛以汉朝退兵为条件,送良马3000余匹。西域各国听说比他们强大的大宛国被汉朝大军击败投降,大为震惊,纷纷派自己的子弟随从汉军去向汉武帝纳献贡物,并且让他们留下来充当人质。

 李陵孤军战匈奴  汉武帝太初、天汉年间(前104年至前97年),李陵率步兵五千人屯驻酒泉、张掖二郡,防备匈奴入侵。天汉二年(前99年),汉武帝讨伐匈奴,欲派李陵负责后勤工作。李陵主动请求以自己的五千人独当一面,以少击众,武帝批准其请求。李陵率其部卒出居延塞(额济纳旗)以北千余里,行军三十日到达浚稽山南的龙勒水(今蒙古国西部),将沿途所过山川地形绘成地图,命令陈步乐携图飞报朝廷。此时,李陵大军和匈奴单于三万人遭遇。李陵五千余人数次挫败匈奴进攻,单于急调匈奴兵八万追击李陵。汉军且战且退,所杀伤匈奴已超过自己兵力的总数,单于惊恐万状,准备溃逃,部下力劝,才又继续追击。李陵也因孤军深入,给养发生很大困难。汉军沿龙城故道向东南方向退却,四五日后已接近汉边塞。李陵用树木作掩护,射杀数千追兵,且缇侯单于见李陵日夜兼程南撤,怀疑汉军在边塞伏有重兵,想停止追击,群臣力劝单于不能撤军。这时的汉军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李陵的激励下,士卒前仆后继,一日与匈奴交锋十余次,射杀追兵两千多人。单于见屡屡受挫,又想撤兵,恰一汉军士卒因被校尉欺辱,将汉军前无援兵,箭矢粮草将尽的底细全部告诉匈奴单于。单于命令急攻汉军。等到汉军撤至仡汗山(约位于居延泽正北方)口附近时,士卒尚有三千人,但箭矢射尽,兵器尽毁。进入峡谷之后,李陵命令士卒分散突围,到遮虏障会合。李陵眼见全军覆灭,“再也无颜回报陛下”。于是投降匈奴,残余部众分路突围,只有四百余人逃回汉塞。

 窦固征服车师王  东汉永平年间(58~75年),北匈奴多次进犯河西地区。明帝决定效法汉武帝,“击匈奴,通西域”。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任命窦固为奉车都尉,与耿秉等人率军屯凉州。东汉永平十六年(73年),窦固及其副将耿忠率酒泉、敦煌、张掖三郡甲卒和卢水羌胡兵共一万两千骑,从酒泉出发,向天山地区进击,目的是夺伊吾(今新疆哈密西四堡),破车师(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控制东汉通西域的要道。因北匈奴采取躲避退让策略,致使汉军除窦固一路战绩较大外,其余三路皆无功而回。窦固、耿忠军进入天山地区,袭击了匈奴呼衍王部,呼衍王大败而逃。汉军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攻占了伊吾卢城。同时,窦固派遣假(代理)司马班超率“三十六吏士”出使西域,从外交上争取西域诸国,破坏北匈奴与西域诸国的联合,以配合军事进攻。次年十一月,窦固与耿秉及骑都尉刘张合兵一万四千骑,出敦煌昆仑塞,再次兵伐天山,击破盘踞白山的北匈奴军于蒲类海上,进而兵临车师。车师分前、后两部。耿秉率军北上,击败车师后王,虏获牛马10多万头。车师前王降汉。至此,汉与西域的交通在中断60多年后又重新恢复。

 班超平定西域  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班超“投笔从戎”,随奉车都尉窦固出兵攻打匈奴,在军中任假司马(代理司马)之职。他率兵进击伊吾,战于蒲类海,斩俘颇多。窦固赏识他的军事才干,派他和从事郭恂一起出使西域。班超先到鄯善,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大无畏精神激励部下,夜袭匈奴使团,杀死匈奴使者,对鄯善王晓之以理。鄯善王表示愿意归附汉朝,并且同意把王子送到汉朝作人质。班超完成使命,率众回都。汉明帝很欣赏班超的勇敢和韬略,认为他是难得的人才,对窦固说:“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选乎?今以超为军司马,令遂前功。”(《后汉书·班超列传》)班超等人再次向西域进发。当时,匈奴人派使者驻在于阗,名为监护其国,实际上掌握着该国的大权。且于阗巫风炽盛,班超借机杀死神巫,对于阗王晓以利害,责以道义。于阗王早就听说过班超在鄯善国诛杀匈奴使者的作为,颇为惶恐,当即下令杀死匈奴使者,归附汉王朝。随后,班超又平定疏勒(今新疆喀什)。至此,班超两次出使西域,凭借他的智勇,先后使鄯善、于阗、疏勒三个王国恢复与汉朝的友好关系。东汉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汉明帝去世,焉耆国乘汉王朝大丧的机会,围攻西域都护,杀死了都护陈睦。班超孤立无援,而龟兹(今新疆库车)、姑墨(今新疆温宿、阿克苏一带)等国也屡屡发兵,进攻疏勒。班超跟疏勒王忠互为犄角,首尾呼应,据守架橐城一年多。东汉章帝建初元年(76年),章帝即位,朝廷认为陈睦已死,担心班超独处边陲,难以支持,下诏命班超回国。班超受命将归,疏勒举国忧恐。都尉黎弇说:“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诚不忍见汉使去。”(《后汉书·班超列传》)说罢,拔刀自刎而死。班超率部至于阗,于阗国王侯百姓都放声大哭,他们说:“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后汉书·班超列传》)不少人还抱住班超的马腿苦苦挽留。班超自知于阗父老决不会让他东回,而他也想留在这里,完成他立功异域的宏愿,便毅然决定,不回汉朝,重返疏勒。疏勒有两座城在班超走后,已经重新归降了龟兹,并且与尉头国(今新疆阿合奇)联合起来,意图大乱。班超捉捕反叛首领,击破尉头国,杀六百余人,使疏勒恢复安定。东汉章帝建初三年(78年),班超率疏勒等国士兵一万多人,攻破姑墨,斩首七百级,孤立了龟兹。东汉章帝建初五年(80年),班超上书给章帝,分析西域各国形势及自己的处境,提出了平定西域各国的主张。班超在书中首次提出了“以夷制夷”的策略。汉章帝知班超功业可成,非常满意,命徐干带领一千人去增援班超。徐干到达疏勒,与班超一起平息了叛乱。至东汉和帝永元六年(94年)夏,西域五十多个国家都归附了汉王朝。班超在西域活动长达31年,平定内乱,外御强敌,保护西域的安全和丝绸之路的畅通,但久在边疆,年老思土,上书明帝,“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获准返回。

 班勇平定车师六国  班超东返后,匈奴车师部屡次侵河西,中原和西域联系一度中断。东汉安帝延光二年(123年),朝廷复派班超之子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500多人西屯柳中(今新疆鄯善西)。延光三年(124年)七月,班勇发敦煌、张掖、酒泉骑兵6000人,打败车师后部王子,俘8000余人、马畜5万多头,平定了车师六国。东汉顺帝永建二年(127年),班勇和敦煌太守张朗分南北两道夹击焉耆。班勇率西域兵4万余人由南道进军,张朗率河西四郡兵3000人从北道出击,焉耆投降,西域复通。

敦煌太守击溃西域匈奴  东汉顺帝永和二年(137年),北匈奴再度南侵。敦煌太守裴岑率郡兵三千人前往进剿,大获全胜。当时西域人民为裴岑勒石纪功,碑文曰:“东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诛衍王等,斩馘行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边境艾安,振威到此,立海祠以表万世。”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呼衍王又侵伊吾,伊吾屯兵损失惨重。敦煌太守司马达率敦煌、酒泉、张掖吏士4000余人前往救援,一举获胜,匈奴远遁。

(三)张骞出使西域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汉武帝为联络月氏夹攻匈奴,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率百名勇士,从长安出发,以甘父为向导,开始了被史书称为“凿空”的探险活动。他们经甘肃南部的陇西郡(今甘肃临洮),渡过黄河进入匈奴控制的河西。为避开匈奴耳目,他们昼伏夜行。在行至河西走廊西部的沙漠地带时,因迷路碰上匈奴大队骑兵,被扣留十年。100名使者全部被罚作奴隶,放牧牛羊。匈奴千方百计对张骞诱降,将匈奴女子嫁给他,张骞“持汉节不失”。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张骞伺机逃出匈奴地界,沿天山西北过伊犁河,到达大宛国(今乌兹别克费尔干纳一带)。大宛农牧业发达,盛产稻麦、芝麻、大蒜、胡萝卜,还有大宛汗血马和苜蓿、葡萄等。大宛国王早闻汉朝富庶,渴望和汉朝独立交往,只是道路遥远,且有匈奴阻隔,未能如愿。大宛国王得知张骞西行的意图是联络大月氏共同对付匈奴,便派译员和向导,护送张骞经康居(今锡尔河以北咸海和巴尔喀什湖之间),一直到大月氏。当时,大月氏已经占据大夏国(今阿富汗北部),生活安乐,不愿与匈奴作战。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经过艰苦跋涉,终于回到长安。张骞此次出使西域,虽未能达到联络大月氏共同对付匈奴的目的,但了解到了西域和匈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风土人情。

 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此次西行由酒泉、敦煌入西域。张骞一行三百多人,带着重礼到达乌孙驻地伊犁河流域,企图说服乌孙返归故地。但乌孙已定居水草丰美的伊犁河流域,不愿东归。因常受匈奴威胁,愿意和汉朝结亲,共同对付匈奴。汉朝把细君公主嫁给乌孙王昆莫为右夫人,双方友好相处几十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

(四)设立两关、修筑塞垣

汉武帝收复河西地区,建立酒泉郡后,在敦煌设立了阳关和玉门关两个军事关隘。

玉门关,俗称小方盘城,位于现在敦煌市西北约90公里,是西汉玉门都尉的治所。现存玉门关城垣完整,黄土版筑,略呈方形。南北长26.4米,东西长24.5米,残高9.7米,基厚4.9米。西、北面各开一门,形如土洞。

阳关,位于敦煌城西南70公里的“古董滩”上,因在玉门关之阳而得名。也是通往西部的关卡,都尉治所。

 阳关、玉门关都是通往西域的门户,长年驻重兵把守。

为了保障河西走廊安全,防止匈奴入侵,西汉王朝组织了修塞垣、筑亭障的浩大工程(汉代称长城为塞垣。《汉书》又称居延的一段长城为“遮虏障”)。汉武帝在十多年时间内,征集数10万人,先后四次将秦长城由陇西沿河西走廊向西、向北沿伸。西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又称蒲昌海),北到居延海(今内蒙额济纳旗境内),呈丁字形,全长三千多公里。第一次是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由令居(今永登)筑塞西至酒泉;第二次在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由酒泉筑塞至玉门关;第三次在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由酒泉郡沿弱水(今黑河)向北筑塞至居延泽;第四次在汉武帝天汉年间(前100年~前97年),由敦煌向西筑塞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使汉长城在秦长城的基础上向西延伸了3275公里,成为一条贯穿汉朝北疆东西的防线。在盐泽以西沿孔雀河,还修筑了连续不断的烽火台,直至西域都护驻地乌垒(今新疆轮台县境)。

“亭障”,是长城沿线构筑的军事守望据点。长城沿线每隔五里建造的小城堡叫“亭”或“燧”。再隔若干个“亭”或“燧”,有一个大的城堡叫“障”。亭障上设有放出警报的信号——蓬火,因此又称烽燧。“谨侯望,通蓬火”是汉代边塞亭燧的主要职责。烽火台遇敌警发出信号的称为蓬火。住在亭障上的士兵要哨探敌情,称为“斥候”,一但有警,随时向后防发出警报信号。当时的报警信号基本上分为四种,一是烽表,就是用红布和白布缝成帆状物,当匈奴入侵时则悬挂在亭障的高竿上。按入侵者的多少及远近而增减数量,一燧挂烽,它燧照传。后防的士兵即可作好自卫准备。二是烽烟,就是焚薪取烟。亭障有烟筒,焚薪之烟通过烟筒直上天空,使远方望见,这是敌情比较紧急发出的信号。三是苣火,就是夜间将点燃的柴束,悬上高竿,也根据入侵者多少及远近增减数量。四是积薪,就是在敌情最严重时,把大堆的柴束点燃,以表示情况紧急,这一信号出现,说明要开战了。西汉的这种报警办法,可以日传千里,据历史学家向达先生在《敦煌考古》一文中估计,敦煌距长安四千余里,大约两三天就可到。20世纪,陆续在敦煌、居延、肩水金关发现关于烽火制度的简牍,其中1974年在居延破城子发现的《塞上烽火品约》最为完整。

边境塞、亭、障、燧的外围有侦迹和防护设施。侦迹设施一种是天田,就是在边境山口、渡口或敌军来犯必经之地,挖出阔一丈、深二尺的沟,用细沙或细土填入,将其表面刮抹平整。巡逻的士兵检查天田,看见人马痕迹就可以判断来敌的数量。这种天田也布置在塞墙外侧,称天田和塞,从而形成一条连绵不绝的侦迹线。另一种是柃柱悬索,就是在沿边塞线埋设一系列木柱,在柱间横拉细索,称为悬索。亭燧兵卒观察天田和柃柱悬索,就可以侦知敌军或其他人非法入境的情况。防护设施是为了保障边塞安全的,有虎落或强落,为城障烽燧外围的屏障,对敌骑可以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考古发现酒泉境内的虎落,有的是由柳条编成的一道篱笆墙,外表还要涂泥,以防被敌人焚毁。另一种叫鹿角,就是将木杆的一头削尖,以60厘米~70厘米的间隔,呈三角形垂直埋设于城塞、障、燧基脚周围,一般为四行,从而在边境防御设施之外又形成一道宽数米的保护带。另外还有非常屋、回门、悬户、辟门蒺藜、木菱、关门墼等。非常屋是密室或暗门复道以备紧急情况时隐蔽或撤退之用。回门指迂回曲折的门径、门户,以便保护门户,限制敌军的进攻方向,便于内部拒守,是保卫烽燧尤其是门户的特殊装置。

住在亭障的戍卒,除警戒敌人外,还从事各种农业生产活动。这些戍卒都是由农民中的壮丁组成,每个亭或燧住着几十名到一二百名戍卒,由“侯长”或“燧长”管理,障里住的戍卒,由“侯官”统率。各侯官又由郡城或县城等地的都尉管辖。从居延出土的汉简可知,仅居延都尉管辖下的亭障就有一百多个。

(五)地方行政机构

 西汉收复河西地区后,先后设立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史称“河西四郡”。关于河西四郡设立的时间,史学界观点不一,我们赞成酒泉郡建于元狩二年(前121年),敦煌郡和张掖郡建于元鼎六年(前111年),武威郡建于地节三年(前67年)之说。河西四郡的设置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首先,河西四郡的设置使河西成为“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基地,加强了西汉的防御能力,推动了西域各族与汉朝联合对抗匈奴的进程。从地理位置上看,它向北可以直接出击匈奴腹地,向南可以隔绝匈奴与南羌的联系,缩短了汉朝和西域之间的距离,加强了与西域各国在政治、经济上的联系,这就为汉朝联合诸国共同抗击匈奴提供了有利条件。其次,河西四郡的设置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条件,促进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汉朝在当地大力经营开发,使此地由原来落后的畜牧业地区逐渐转变为一个新兴的农业区。

关于酒泉郡名称的起源,西汉东方朔《神异经·西荒经》中说:“西北荒中有玉馈之酒,酒泉注焉,广一丈,长深三丈,酒美如肉,澄清如镜。上有玉樽,一樽复生焉,与天同休无干时”。《汉书·地理志》酒泉郡条下注:“应劭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也。’師古曰:‘旧俗传云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酒泉”之称由此而来。另有民间传说: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在酒泉大败匈奴。汉武帝派人千里迢迢送来一坛御酒,犒赏将军。霍去病认为打了胜仗,功在全军将士,御酒不能独享。但酒少人多,不足分配,便倾酒于城边泉中,与众将士共饮。于是称此泉为酒泉,以后被用作地名。

  汉武帝时,实行郡、县、乡、里四级管理机构。为加强对地方的监察,分全国为十三个刺史部,刺史部是监察区,每个刺史部监察几个郡。酒泉郡、敦煌郡隶属凉州刺史部。凉州刺史部治所设在陇西(今甘肃临洮)。郡的最高首长为太守,掌管郡的治理,总揽民政、财政、司法、教育及兵事。太守之下设长史,掌兵马,必要时也可代理太守行事。

西汉时酒泉郡辖禄福、表是、乐涫、天阝衣、玉门、会水、池头、绥弥、乾齐九县,包括今肃州区、金塔县、玉门市和瓜州县的一部分。禄福县在今肃州区西部,酒泉郡治所在今肃州城区。表是县在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区新墩子城。乐涫县在今肃州区下河清乡皇城。天阝衣县在今玉门市西南昌马盆地。玉门县在今玉门市赤金堡古城。会水县在今金塔县金塔乡西古城。池头县在今玉门市花海乡政府西略偏北13.5千米处毕家滩古城。绥弥县在今肃州区东临水乡。乾齐县在今玉门市玉门镇。

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在酒泉西部设置了敦煌郡。“敦煌”名称的由来就目前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因其繁盛而得名。东汉应劭在《汉书·地理志》中注释:“敦,大也。煌,盛也”,认为这个地方对开发广阔的西域地区有重要作用,故名敦煌。二是少数民族语的简译。

 西汉敦煌郡辖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和龙勒6县。敦煌县治所在今敦煌市党河西岸,仅存遗址。现敦煌城在党河东岸,为清朝雍正三年(1725年)所建。敦煌郡治所在敦煌县,设有两个都尉和两个关都尉,宜禾都尉治昆仑障,中部都尉驻步广候官,玉门都尉治玉门关(今敦煌市西北马圈湾遗址),阳关都尉驻阳关(今敦煌市阳关镇)。地域范围包括今阳关、玉门关以东,疏勒河以西,即今敦煌、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和瓜州县的一部分,面积约8万平方千米。冥安县治所在今瓜州县桥子乡南锁阳城,东北4.5千米处的南岔大坑古城。冥安以水得名,冥水即今疏勒河。效谷县治所在今敦煌市东北,敦煌遗书《沙州都督府图经》说:“古效谷城在州东北三十里,是汉时效谷县。”渊泉县治所在今瓜州县三道沟镇一带。广至县治所在今瓜州县南破城子。龙勒县治所在今敦煌市阳关镇,包括西湖及阿克塞一部分,因县南180里有龙勒山而得名。

 公元8年,王莽称帝,改国号为“新”。“新”政权沿用郡县制,设辅平郡(原酒泉郡)、敦德郡(原敦煌郡)。辅平郡驻显德县,领显德(原禄福县)、乐亭(原乐涫县)、萧武(原会水县)、辅平亭(原玉门县)、测虏(原乾齐县)、表是、天阝衣 、池头、绥弥9县;敦德郡驻敦德亭(原敦煌县),领敦德亭、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六县。

  公元23年2月,西汉宗室刘玄在堉阳称帝。公元24年2月,王莽时期的流水将军窦融率部投降刘玄,请求经营河西,被任命为张掖属国都尉。同年,刘玄领导的起义军推翻了王莽新朝。公元25年,皇族后裔刘秀先后打败其他割据势力,建立东汉政权。隗嚣劝刘玄归政于光武,刘玄不听。隗嚣等逃归天水,自称西州上将军。河西五郡太守梁统(武威)、库钧(金城)、史苞(张掖)、竺曾(酒泉)、辛彤(敦煌)等人推举窦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建立起河西割据政权。光武初,隗嚣、窦融慑于东汉的军事力量,先后都曾表示归属东汉,但实际上并不听从东汉政权的管辖。隗嚣企图乘东汉初立,政权尚不稳固之机,以陇右、河西为基地,图谋建立自己的霸业。但是占据河西的窦融,并不甘心听从隗嚣摆布。建武五年(29年),窦融遣使洛阳,表示归属东汉政府。东汉王朝授窦融为凉州牧,令其从西边牵制隗嚣。建武九年(33年),隗嚣病死,其子隗纯继位。建武十年(34年),窦融与东汉联兵东西夹击隗纯,隗纯投降。光武帝封窦融为安丰侯,仍旧管理河西。建武十二年(36年),光武帝诏窦融入朝,先拜为冀州牧,后又升为大司空,位列三公,参预朝政,成为光武中兴的重要功臣之一。

东汉时期,刺史部正式成为州一级行政机构。实行州、郡、县、乡、里五级行政体制。酒泉境内设酒泉、敦煌两郡,隶凉州刺史部。酒泉郡领禄福、乐涫、会水、玉门、延寿、表氏、沙头、安弥、乾齐九县;敦煌郡领敦煌、效谷、广至、渊泉、龙勒、冥安六县。汉献帝建安十八年(213年)“省州并郡,设立九州,凉州刺史部撤销,合并于雍州。” 

(六)汉代经济

移民实边  酒泉设郡后,西汉王朝实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实边。据文献记载,若是“关东下贫”的移民,就会得到官府的扶持和接济,包括“募徙贫民,县次给食。到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于犁、牛、种、食”,减免租赋,并“予冬夏衣……能自给为止”。同时为加强屯田的管理,西汉王朝在酒泉设农都尉、护田校尉、侯农令、守农令、劝农椽、仓长、仓佐、仓曹史等官职。农都尉是一个屯田区的最高长官,其他田官都在农都尉的管理之下。汉简中记载,敦煌屯田在今敦煌市的西水沟、东水沟和安西县的芦水沟下游绿洲;玉门关外大煎都侯官辖境(即今敦煌市榆树泉盆地东部),宜禾都尉所辖的宜禾、鱼泽侯管区(即今敦煌安西交界一带地区);阳关都尉所属的渥洼水西岸地区。《敦煌汉简》记载,每亩产量为一石左右(约115市斤左右),和西汉中原地区亩产量大体相等。屯田者使用的土地、农具、籽种、耕牛及所需的粮食、衣物、零星钱都由政府供应。西汉王朝对屯田者实行完全供应制,屯田者耕种国家土地,为国家服劳役,纳力役地租。屯田生产的收获物全部上交给朝廷,以供边军和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使者和商人食用。

 屯田劳力,一是原有居民。朝廷鼓励他们开荒屯田,发展生产。二是戍卒。汉王朝采取亦兵亦农、且田且守的戍边措施,组织戍边士卒开展大规模的屯田。屯田戍卒分为田卒、河渠卒、守谷卒等,他们都来源于戍边军士。屯田戍卒有一定期限,一般为一年,屯田者每人耕种土地约二十亩。《史记·平淮书》记载“初置张掖、酒泉郡,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中国缮道运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三是移民。移民多来自关东各郡,“关东下贫”占绝对多数。“关东下贫”,指潼关以东的陕西东部、河南、山东、河北一带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还有征来的良家子弟、应募士、刑徒、谪卒和失去官职的人。朝廷对著籍的移民管理,采用什、伍编制,分属郡、县、乡、里进行管理。随着大批移民的迁来,酒泉人口迅速增加,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西汉王朝重视水利建设。武帝时,“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现宁夏一带)、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司马迁《史记河渠书》卷29)。居延汉简有甲渠、临渠、广渠等名称,还有专门从事治渠引水的“河渠卒”。据《水经注》记载,敦煌人索励率兵千余在伊循城(今新疆若羌县米兰)屯田时,曾调集鄯善、焉耆、龟兹等地士兵三四千人,拦截发源于昆仑山的注宾河,掘渠分水、灌溉农田。他还把“井渠法”推广到新疆和河西走廊。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四月,西域乌孙国发生内乱,汉王朝派将军辛武贤(后任酒泉太守)率兵一万五千人到达敦煌,“通渠积谷,欲以讨之”。他在敦煌县南的党河开凿六条渠道,流入疏勒河,辐射数百里,灌溉大片农田,“民得其利,畜积有余”。敦煌地势平坦、水源充足,冥安有冥水和籍端水(今安西榆林河),由南向北流入冥泽,灌田数千顷,龙勒县(今敦煌县西南)有氐置水(今党河)流经敦煌东北,下流分许多支流,灌溉十分有利。

 大规模的屯田,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经验,引种了中原品种繁多的农作物。汉简中记载的农作物品种有麦、大麦、粇麦、穬麦、谷、糜、秫、胡麻等,还有种植蔬菜和果类的记载。汉武帝末年,赵括发明的代田法,在边郡和居延首先推广。由于重视水利兴修和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酒泉、敦煌粮库充足,戍边力量大大加强。

窦融经营酒泉时,命各州县设立田官,组织垦荒,并给耕种者发给官牛、种籽和农具。鼓励修理沟渠,发展水利。动员敦煌人民整修鱼泽鄣,引泽水灌溉农田,使麦谷连年丰收。组织酒泉人民修筑渠道,把祁连雪水引入平川。窦融颁布“吏民毋得伐树木”的禁令,要求民众保护树木,保护环境。酒泉一带牛马除用于军事之外,还用于农业生产。光武帝建武四年(28年),光武帝下诏“毋得屠杀马牛”。这些措施推动了酒泉农业的发展。西汉王朝统辖酒泉后,针对河西地区地旷人稀的现状,实施了大规模的“移民实边”,迁中原数十万人来酒泉及河西地区进行农业开发。西汉王朝对移民实行供应制,土地、农具、籽种、耕牛及所需的粮食、衣物、零用钱都由政府供给,所产粮食按比例上交,以供边军。移民多来自关东各郡,“关东下贫”占绝对多数。所谓“关东下贫”,是指潼关以东的陕西东部,河南、山东、河北一带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还有征来的良家子弟、应募士、刑徒、谪卒和失去官职的人。大规模的移民屯田,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经验,引种了中原品种繁多的农作物。汉简中记载的农作物品种有麦、大麦、粇麦、穬麦、谷、糜、秫、胡麻等,还有种植蔬菜和果类的记载。汉武帝末年,赵括发明的代田法,在边郡和居延首先推广。由于重视水利兴修和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酒泉、敦煌粮库充足,戍边力量大大加强。

 商业贸易  自西汉开通丝绸之路之后,西域各地土特产,如大宛马、苜蓿、葡萄、石榴、胡桃、胡豆等物源源不断地传入酒泉,由酒泉传入中原。中原的蚕丝技术、冶炼技术、凿井技术、思想文化,酒泉的桃、杏等园艺技术也随着中国商队由酒泉传向西方,带动了商业贸易的发展。

 王莽时期,对边疆各民族采取凌辱和欺压的政策,降低西域各国少数民族首领的政权规格,“尽改其王为侯”,把匈奴单于改为“降奴单于”。1979年,在敦煌马圈湾出土的汉平帝到王莽时期的一百多枚汉简中,就有把匈奴称为“共奴”、“恭奴”,并贬王为“亡”的记载。王莽的这些政策,导致西域各民族的强烈反抗,纷纷断绝与中原的来往,并不断对沿边各地进行袭扰。此后,西域又被匈奴控制,丝绸之路时断时续。

 窦融时期,对少数民族实行“怀辑”政策(怀,怀柔;辑,和睦),“河西翕然归之”;建武六年(30年),窦融发布文告,允许秦胡和卢水胡人,从事“畜牧田作”,不派遣他们服劳役。在商业贸易方面,允许少数民族携带自己的产品,前往郡县等地市场,同汉族进行商品交易。窦融针对“河西殷富、民俗质朴”的现状,任用为官清廉的梁统等人管理地方事务,减轻刑罚,兴修水利,奖励耕织,通货羌胡,使河西成为经济繁荣,交通方便的地区。当时,尽管天下纷乱,“唯河西独安……通货羌胡,市日四合”,商业交换繁荣。

 班超经营西域三十多年,使“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贡内附”。班超返汉后,北匈奴的残余势力又乘机控制西域各国,并不时威胁敦煌、酒泉。元初六年(119年),敦煌太守曹宗派遣长史索班招抚车师前王和鄯善王降汉,恢复西域与中原的关系。延光三年(124年),西域长史班勇平定车师六国。永建元年(126年),班勇降服焉耆。后来相继任敦煌太守的裴岑、司马达等人,继续抗击匈奴,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确保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边境的安定。

手工业  汉代是酒泉手工业发展的重要时期。汉武帝时期,铁农具等先进的生产技术逐步传入并迅速推广到酒泉各地。东汉时期,铁农具的使用更加普遍。仅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就出土了230余件铁制生产工具。敦煌马圈湾等汉代遗址中也有铁农具出土。说明当时酒泉一带人们已掌握冶铁技术和铁器加工技术。

在酒泉下河清等汉墓中还出土了陶纺轮等纺织工具,说明汉代酒泉纺织业已普及。麻布则是当时常见的衣物原料,汉简中麻布及其制品的记载很多,在敦煌马圈湾遗址和悬泉置遗址都发现了很多麻布及用麻布制作的鞋、袜、帽和铠甲衬里等。

 毛纺织和皮革加工是汉代最具特色的手工业。在敦煌等汉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褐、毯、毡垫、毡靴等毛织品和皮革制品。有些毛毯的制造已和今天的技法相同,“毛组织的密致和花纹的生动鲜丽,表明了当地高超的毛制水平”(《丝绸之路上的汉唐织物》,新疆人民出版社,1973年)。皮革不仅用于制作衣服、鞋帽和刀鞘等,在河谷地区还用来制作渡船。

 窦融时期重视发展交通运输业,把大木轮车作为重要的运输工具,把马匹作为牵引大木轮车的主要动力。建武八年(32年),窦融出征隗嚣时,曾出动马拉大木轮车“五千余辆”;建武十二年(36年),窦融前往洛阳晋见光武帝时,用于载运财物的马拉大木轮车“千余辆”。

 东汉时期,酒泉一带的陶器、木器制作与使用较为广泛。在各地的考古发掘中,有大量的陶器或陶碎片,造型优美,种类繁多。在酒泉下河清1号汉墓附近,还发现有五座烧砖窑址。

经过两汉400多年的开拓、开发和经营,酒泉初步形成了农业与畜牧业并存、手工业和商业互补的经济格局,保证了汉代边疆地区的安定和两汉政权的稳固,也为后来西北地区的开发奠定了基础。

(七)汉代文化 

两汉时期,酒泉成为“天下要冲,两汉藩卫”。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亚各国和中原文化在这里集聚交融。特别是中原仕人的迁入和西域的佛教、哲学、音乐及舞蹈艺术传入酒泉,对酒泉人民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了风格独特的酒泉文化。

 文化教育  汉武帝时,“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尊儒术而明经学”,酒泉、敦煌开始创办学校教育。两汉之际,中原动荡,不少仕人豪族避居河西,先后迁往酒泉、敦煌的名门望族有索、张、范、闫、曹等大姓,除拥有雄厚的财富外,还有深厚的儒学渊源,他们在当地收徒讲学,推动了酒泉文化教育的发展。

 从中原迁往酒泉、敦煌的文化世族,带来许多典籍、书籍和文化知识,同时他们著书立说,形成了许多学术成果。敦煌人侯瑾,是东汉著名的文史学者,被列入《后汉书》《文苑传》中。他少年时期写的《述志诗》表达了他远大的志向和抱负。他崇尚气节,洁身自好,不愿与东汉的黑暗势力同流合污,拒绝征招出仕,愤笔写了一篇《矫世论》,揭露朝廷的腐败与黑暗。他的《应宾难》表达了自己与世不合的高尚志趣和愤懑无奈的悲凉心情。侯瑾还是一位出色的史学家,他将东汉光武帝至冲帝间的史事写成了《汉皇德纪》,共三十篇。这部书很长时间在河西地区抄传,在《隋书》、两《唐书》的经籍、艺文志都有著录。史学家班固的父亲班彪,在三辅动乱时先避居天水。他为隗嚣撰写的给光武帝的表章,深得光武帝赞赏;后因与隗嚣政见不合,又到了河西,给窦融出谋划策。瓜州人张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将原来45万言的《牟氏章句》,删节成为言简意赅的9万言,著《尚书记难》30万言”。著名农学家汜胜之,又名汜胜,山东曹县人,晚年定居敦煌。西汉成帝时官至议郎,奉命指导长安附近农业生产,他所著《汜胜之书》已经散佚。从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和《太平御览》等书中可知,《汜胜之书》记载着西北干旱地区农民在开荒和抗旱过程中总结出一种高产栽培方法——分畦分区种植的“区田法”,以及“雪汁拌种法”和积草压绿肥等农业科学技术。《汜胜之书》总结了农业生产的六个基本环节的理论和技术问题,把整个农作物栽培过程,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加以研究,指出“趣时(及时耕作)、和土(土地的利用和改良)、务粪(施肥)、保泽(保墒灌溉)、早锄(及时中耕锄草)、早获(及时收获)”这六个不可分割的基本环节,并作了具体阐述。书中还在前人分期施用基肥、追肥等技术的基础上,总结出施用种肥的方法棗“溲种法”。它在种子外面裹上一层以蚕矢、羊粪为主要原料的粪壳,这样幼苗可以及时取得足够的养料,使根系迅速生长,幼苗得到良好的发育。书中还总结了禾(谷子)、黍、麦、豆、麻和桑等十多种作物的栽培方法。对指导当时农业生产,发展本地经济起了很大作用。

绘画书法  肃北县的马鬃山一带、野马山北麓和嘉峪关的黑山湖一带,遗留下大量的岩刻画遗址。岩画以磨刻、敲凿、线刻的方法作于光洁的岩壁或巨石上。这些画面上的人物和动物形象都是用工具敲打出来的。其中大部分内容为射猎、放牧、练武、乘马作战等场面。岩刻画中的动物形象有梅花鹿、大角羊、野牛、野骆驼、象、虎等。据文物工作者考证,这些岩刻画是春秋、战国到西汉时期游牧民族的作品。岩画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粗犷质朴,写实性强,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1956年,酒泉下河清农场发掘出东汉采桑图和百鹅图两块画像砖。在酒泉下河清四坝河两岸的墓葬中,发现羊群、羌人射箭图、三人读书图三块画像砖。酒泉野猪沟汉墓群发现新莽时期的残破彩绘陶壶一个。酒泉石庙子滩一带的汉墓群中壁画砖内容更为丰富,多为一砖一画。其中有女主人宴饮图、男主人食肉图、二人抬酒图、耕作图、犁地图、撒种磨地图、牛车图、马拉籽车图、牧羊图、二驴交配图。这些美术作品风格独特、线条流畅、画风粗犷、独具特色。

敦煌郡渊泉县书法家张芝,书法精劲绝妙,行隶见长,最善草书,时称 “草圣”。其书体一笔到底,连缀不断,气脉相遇,好比惊蛇入草,飞鸟入林,古人谓之“一笔飞白”。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推崇说:“汉魏书迹,独钟(繇)张(芝)两家”,张芝的书迹保存在《淳化阁帖》里的有五帖,其中《秋凉平善帖》可谓张草典范,世人视为珍宝。张芝著有《笔心论》,今已遗失。张芝的兄弟张昶,也善草书,又极工八分书(汉隶的别称),时人称为“亚圣”,有《西岳华山堂阙碑铭》传世。 

汉 简  酒泉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保存了大量的汉代简牍。这里气候干燥,人烟稀少,所以两千多年前遗留的汉简至今依然完好,字迹清晰。这批汉简真实地记录了从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至东汉永初五年(111年)的军事、政治、经济、民族及社会生活状况。它是当时社会状况的实录,特别是出土的边塞屯戍文书,对当时边塞吏卒工作、生活作了直观的纪录。汉简与殷墟甲骨、敦煌文书和清朝内阁档案并列为20世纪的四大考古奇迹,构成酒泉文化的一大特色。

敦煌汉简  在敦煌市、玉门市和肃州区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统称敦煌汉简。时间约自汉武帝末年(前1世纪)至东汉中期(1世纪),其中以西汉中、晚期及东汉早期简居多。

 敦煌汉简总数约2300余枚,为七次发掘采集所获,包括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在敦煌西北汉代烽燧遗址获简700余枚,民国2年~民国4年(1913~1915年)在敦煌县、酒泉县西北汉代烽燧遗址获简160余枚,这两批简现藏英国不列颠博物馆。民国33年(1944年),夏鼐在敦煌县小方盘城等地汉代遗址获简48枚,现藏我国台湾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从民间收集到17枚, 现藏敦煌研究院。1977年,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在玉门市花海汉代烽燧遗址获简91枚。1979年,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县文化馆在敦煌县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获简1217枚,现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1年,敦煌县文化馆在敦煌县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获简76枚。

 敦煌汉简的形制大致与居延汉简相同,主要有简、牍、觚、楬、封检等。敦煌汉简中官、私文书居多。官文书有诏书律令、司法文书、品约、符、传、例行公文及各式簿籍,私文书有买卖契约、书信等。诏书以玉门花海出土的遗诏字数最多,全文共133字,抄在一件木觚上(同一件木觚还有其他简文79字),内容完整,未见于史籍。律令有捕律、“击匈奴降者令”等。捕律涉及对放弃亭守、投降、杀降者的处分,“击匈奴降者令”涉及斩首捕虏论功拜爵赐金钱的具体规定。司法文书如“言律曰畜产相贼杀,参分赏,和。令少仲出钱三千及死马骨肉付循请平”,引用适用法律并明确论决结果。品约有守御器品和烽火品约。守御器品是关于配置防御器具品种、数量的规定,今见如“郡、都尉、侯障、亭燧守御器品”。烽火品约是关于燔举烽火信号的具体规定,今见如“敦煌郡烽火品约”等。例行公文包含下行、平行、上行公文,今见如“十二月癸丑大煎都候丞罢军别治富昌燧,谓部士吏写移书到,实籍吏出入关人畜车兵器物如官书,会正月三日,须集移官各三通,毋忽如律令”。例行公文有特定的体式。常见簿籍有吏卒名籍、出入关致籍、兵簿、守御器簿、廪食簿、日迹簿等。官文书中还有文书处理过程中形成的封检题署、邮递记录等。这些文书有许多在当时无疑已转化为档案。 

 敦煌汉简中还有《苍颉篇》、《急就篇》、《力牧》、《九九术》、历谱、医药方及有关相善剑刀、相马的书。历谱中保存较好的有两汉元康三年(前63年)和神爵三年(前59年)的历谱。 

  敦煌汉简的内容多与屯戍有关。近代学者王国维曾根据简文的记载恢复当时的烽燧系列,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近年出土的汉简又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敦煌酥油土简文“四月戊午敦煌中部都尉过伦谓平望、破胡、吞胡、万岁侯官写重案侯官亭燧”,表明敦煌中部都尉下属四个侯官的名称和系列。敦煌马圈湾简文“玉门部士吏五人、侯长七人、侯史八人、燧长廿九人、侯令史三人”,提供了玉门侯官掾属的称谓与人数。关于出入关门的简文为探讨玉门关的地理位置提供了新的线索。另有许多简文记载当时与西域的往来,所见国名有“车师”、“焉耆”、“乌孙”、“尉犁”、“鄯善”、“卑陆”等。敦煌汉简的内容也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如契约简“元平元年七月庚子禽寇卒冯时卖橐络六枚杨卿所,约至八月十日与时小麦七石六斗,过月十五日,以日斗计,盖卿任”,反映当时的借贷关系。悬泉汉简和马圈湾汉简是敦煌汉简中比较重要的两批。 

 悬泉汉简于1990~1992年间在安敦公路甜水井道班南侧1.5公里处的戈壁荒漠中发掘出土,共2万多枚。是继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两次居延汉简之后又一次重大发现。悬泉汉简的内容十分丰富,有诏书、律、令、科、品、檄、记、爰书、薄籍、符、传、历谱、术数、字书、医方以及一些古籍残篇,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子40余个。

 悬泉汉简中保留了大量的邮驿资料。悬泉置当时全称为“敦煌郡效谷悬泉置”,是效谷县的一处邮驿机构。悬泉置是敦煌郡九所厩置之一。悬泉置有官卒徒御37人(另一简记载为47人),传马40匹左右,传车少时6乘,多时15乘。分管具体事务的吏员有置丞、置啬夫、厩啬夫、仓啬夫、少内啬夫、都田啬夫,置佐、置令史、置史、置司御,厩佐、厨佐、传舍佐、邮书令史等。分担具体工作的有置卒、置御、置奴等。敦煌郡除9所厩置外,还有12个驿,近60个亭,东汉时又见石靡邮和悬泉邮。悬泉简中有一枚木牍详细记载了河西走廊从苍松(今古浪)至渊泉的驿置里程,恰与70年代出土的居延新简中的一枚里程简的内容衔接。

 悬泉简中保留了大量西域各国使者途经悬泉置的有关记录。这批简文所涉及的西域国家有:楼兰(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扜弥、渠勒、于阗、蒲犁、皮山、大宛、莎车、疏勒、乌孙、姑墨、温宿、龟兹、仑头、乌垒、渠犁、危须、焉耆、狐胡、山国、车师等24国。此外,悬泉简中还保留了西域都护以外中亚国家与汉朝的来往情况。

 悬泉置遗址出土了近百枚关于羌人活动和羌汉关系的简牍。悬泉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个归义羌人的完整册子和散简数枚,反映了活动在河西的羌人部落及其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各归义羌人由“王”统治,同甘青地区出土的“汉羌王印”、“ 归义羌侯印”一样,是汉朝对羌人实行羁縻政策(以本族人为首领,接受汉朝管辖的政策)的明证。羌人常受到朝廷和汉族官吏的压迫,悬泉简中常见羌人被充作奴婢的记载。神爵二年(前60年),羌人反叛,朝廷派赵充国和辛武贤调兵镇压,这在悬泉简中亦有具体反映。

 悬泉汉简虽以邮驿资料见长,但鉴于当时邮驿机构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社会等方面的综合功能,简文内容又广泛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简中有33位敦煌太守及其具体活动的记载和敦煌太守及其属吏除补升转的记载,还有市场物价的详细记载,丰富的律令文书,罪徒流徙材料,戍卒名籍等。

 在科学文化方面,简中有历谱、医方、日书以及一些古籍残篇。还有反映书法艺术、文书格式以及服饰、饮食、兵器、车具、马匹等方面的材料。 

 马圈湾汉简于1979年敦煌市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共1538枚,记载有关出入玉门关、玉门关侯及其管辖范围和屯兵、屯田活动等情况。其他遗物300余件,有粮食、麻纸、毛笔、石砚、丝织残片、毛织残片、丝绵、麻布、麻鞋、竹编织器、漆器、木器、骨器、铁器、铜器、五铢钱等。据分析,此遗址为西汉玉门侯官治所。简牍字体包括隶、草、行三种书体。书记简为章草,文字婉转自如,流畅奔放,有大家风度。

居延汉简  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沿弱水两岸,北起宗间阿玛,南至毛目(今金塔县鼎新)约250公里之间以及在布肯托尼与博罗松治约60公里之间,发现有汉代的塞墙和障堡亭燧,其间共有三段塞墙、39个烽台、两个城和四个障,在这些遗址中获得10200枚汉简。其中在金塔县肩水金关遗址共出土850枚,年号集中于公元前82年至公元前4年,同时出土的还有木、竹、角、陶、铁、芦苇、葫芦皮革、货币、织物等。大湾城遗址出土1500枚,集中于公元前86年至公元前2年,最晚的是公元11年,属昭帝至王莽时期。有很多“口马田官”的记载、田卒名籍、牛籍以及衣物簿等。此次发掘的汉简称为旧简。

1972年至1974年秋,甘肃居延考古队对破城子、肩水金关、第四燧三处遗址进行科学发掘,共获得汉简2万余枚。其中在肩水金关出土简牍11577枚,实物1311件。出土的实物有货币、残刀剑、箭、镞、 表、转射、积薪、铁工具、铁农具、竹木器械、各类陶器、木器、竹器、漆器、丝麻、毛、衣服、鞋、帽、鱼网、网梭以及小麦、大麦、糜、谷、青稞、麻籽等,还有启信、印章、封泥、笔、砚、尺、木板画和麻纸等。1986年,又对地湾城进行发掘。共出土汉简约2000枚。这些简集中于公元前84年至公元24年,属昭帝至王莽时期。同时出土的器物有木器、竹器、苇草器、角器、料器、陶器、铁器、铜器、皮革和织物等。1972年以来发掘的汉简称为新简。

居延汉简内容涉及面广。政治方面的有养老制度、抚恤制度、官吏任用制度等内容;经济方面有屯田组织、农事系统、屯垦劳力、田仓储运、田卒生活等;军事方面有西北边塞烽燧亭鄣的文书档案;科技文化方面有九九表和天文历法、文书档案制度等内容。居延汉简记录了汉代居延地区的屯戍活动,保留了汉代社会历史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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