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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历史沿革-先秦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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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远古时期

酒泉是古生物繁衍生息的地区之一。古生物化石遗存较为丰富,从最古老的生命雏形——藻类化石到无脊椎动物、脊椎动物,直到古人类化石,都有发现。这些化石记录着酒泉地区沧海桑田的变迁,见证了酒泉古老的历史。在海洋真核藻类和无脊椎动物时代,酒泉古海洋中生物非常繁盛。这些藻类一层层叠加,形成叠层石化石。酒泉境内的叠层石主要分布在肃北大豁落山附近和金塔县大红山一带。距今约6亿~14亿年,酒泉乃至甘肃的古地质环境是陆地少,海洋多。酒泉境内的陆地主要是敦煌—阿拉善古陆。寒武纪时期(距今约6亿年左右),海洋生物化石主要以三叶虫化石为主,代表性的有肃北北山沉积区的早寒武纪动物群落。早、中、晚寒武纪时期的三叶虫构成各不相同,古生物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早期以肃北北山三叶虫、锯形盘虫为代表,中晚期以酒泉三叶虫为代表。在玉门境内大山口附近发现晚二叠纪时期(距今约2.7亿年)古脊椎动物化石,其中波罗蜥类化石是中国西北首次发现。较大的头骨化石属恐头兽化石,这是中国最早发现的第一件完整的食肉类恐头兽化石,研究者将其定为玉门中华猎兽。三叠纪时期,大量鱼类开始出现。考古学家在肃北马鬃山地区发现目前甘肃年代最久远、数量最多的鱼化石群。其中,软骨鱼化石是目前国内最完整的个体。空棘鱼类尾部化石属国内首次发现。这种鱼类生活在距今约3.5亿~4亿年前泥盆纪至约6500万年的白垩纪。侏罗纪时的鱼化石主要产地是酒泉以西,玉门赤金堡乡赤金桥、赤金湖及清泉乡新民堡下沟等地,有狼鳍鱼、弓鳍鱼、孙氏鱼,其中狼鳍鱼为侏罗纪标准化石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院将“酒泉盆地鱼化石研究”立项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课题,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白垩纪时恐龙一支开始向空中发展,称为翼龙。玉门境内赤金堡附近发现湖翼龙化石。

1982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玉门昌马地区发现的鸟骨化石是中国第一件中生代鸟类化石,1984年被命名为“甘肃鸟”。1993~1994年,中国和加拿大科学考察团在肃北马鬃山地区发现两个比较完整的鹦鹉嘴龙化石骨架。1997年经中科院专家研究定名为“马鬃山鹦鹉嘴龙”。在马鬃山地区还发现兽脚类恐龙化石,兽脚类属于恐龙向鸟类过渡类型。肃北马鬃山地区还发现棱齿龙类、禽龙类、新角龙类的鸟龙类化石。20世纪30年代,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籍学者布林,在酒泉市肃北县塔崩布拉克发现约1500万年前的“甘肃古猿”化石(陈炳应、卢冬著《古代民族》)。这些考古发现,充分证明酒泉地区曾经是古生物大量繁衍生息的地区。

(二)早期人类活动

酒泉地区也是中国最早出现人类活动的地区之一。中国著名古脊柱动物学家杨钟健,在酒泉北部明水发现旧石器时代人类制造的石器工具。近年来考古学家在玉门昌马也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生活的遗址。当代著名古脊柱动物学家张行在他主编的《甘肃古生物化石与旧石器时代考古》一书中指出,“甘肃迄今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遗物有20多处,分布在泾川、华池……酒泉、肃北等地。这清楚地表明:从距今二三十万年到一万多年前,甘肃从东到西都已逐渐有了人类居住。经科学测定,这些人是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石器是华北旧石器系统的,是由东向西传播的”(陈炳应,卢冬著《古代民族》《甘肃最早的民族》)。

距今一万多年前,酒泉先民进入旧石器时代。学会了制造石器。在长期的劳动中,人们不断地积累经验,不断地改进制造石器的方法,旧石器时代后期,石器制造呈现多样化的趋势。除使用石器之外,人们还使用木器和骨角器,在许多遗址中,都发现有以骨、角类原料制造的生产工具。在多处遗址发现有加工痕迹的鹿角,证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骨、角器已得到了比较广泛地使用,大大地丰富了工具的形式,增强了人们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

旧石器时期酒泉先民们已经知道用火和保存火种。人们用火烹煮食物、加工工具、抵御寒冷、驱赶野兽、照明。火也是人类用来加工石器和角器的工具。

狩猎和采集,是旧石器时代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旧石器时代人类生存在草原—森林环境中,气候相对温暖湿润,植物茂密,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可供采集的植物根、茎叶和种籽,其中栖息的大量动物,又为人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肉食来源。人们狩猎则是用持续追赶或伏击的方法进行。采用持续追赶的方法狩猎,是在对动物的习性有了一定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证明人类已具备了基本的动物学知识。到了旧石器末期,酒泉人类不仅在体质形态上接近现代人,石器也出现了类型多样化、用途专门化、结构复合化和小型化的趋势。同时出现了射猎,在较远的距离可以射杀猎物,另外还采用设圈套、挖陷阱等方法,狩猎的技能得到了很大提高,已不限于狩猎中小型的食草动物,甚至可以猎取大型的食草和食肉动物。

   (三)新石器时期

距今约3500年前后,酒泉人类开始进入新石器时期。新石器时代出现的标志是陶器的产生、畜牧业和农业的出现及磨制石器的广泛使用。磨制石器的加工更加精细,工具的数量、种类和制造水平得到了较大地提高,因而使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有了较大的增强。

新石器早期,相当于中国历史传说中的轩辕、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帝”时期。《史记·五帝本纪》载:帝颛顼时,其土地“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帝尧时,舜为臣,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帝舜时,其疆域“南抚交趾、北发;(西至)西戎、析支、渠搜、氐、羌;北(至)山戎、息慎;东至岛夷、羽民,咸戴帝功。”帝颛顼时的流沙,《史记》注为“张掖居延县”,即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帝尧时的三危,即三危山。《括地志》云“三危山……在敦煌南三十里”。帝尧从江淮荆州迁于三危的三苗族,即为后世河西之西戎,即西羌族之祖先。帝舜时的析支、渠搜均为古地名,在今青海及甘肃河西西部。当时的氐、羌族居住在今青海、甘肃河西走廊等地(陈炳应、卢冬著《古代民族》《甘肃最早的民族》)。西戎、畎戎、犬戎、羌、氐,是古代西羌族在不同时期的称呼。西羌族即羌族,古代以羊为图腾,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其中炎帝姓姜,姜是羌人中最早转向农业生产的部落。《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及舜流四匈(四匈是古代传说流放的四个西羌族的首领),徙之三危。”(敦煌一带)《说文》解释“羌”字是“羊”字下面一个“人”字,所以古代也称羌族为“西方的牧羊人”。

新石器时代,酒泉先民主要活动在酒泉盆地(包括今肃州区大部分和金塔县)和敦煌、安西凹地(包括今敦煌市、安西县及玉门市大部分)。1956年,在肃州区下河清农场发现了距今4000年前后的人类遗址,果园乡高闸沟村南侧的北大河崖壁上发现了距今3700年前后的人类遗址。后来在肃州区丰乐河沿岸的干骨崖、红寺村的高疙瘩滩、下河清的古坟堆、清水乡中寨村的西河滩、丰乐涌泉村的大树台子等地也发现了距今五千年到四千年前后的人类聚落遗址。同时代的遗迹还有玉门市境内的火烧沟、骟马城遗址,敦煌市境内的马圈湾遗址、南湖遗址,金塔县境内的榆树井遗址、火石梁遗址和缸缸洼遗址,安西县境内的兔葫芦遗址等。这些地方出土的文物中,有磨制很精细的石器生产工具,如石斧、石锄、石凿、手推石磨盘等,还有不少铜制器具,证明这一时期酒泉先民已开始磨制石器,即考古学所称的新石器时期,而且石器形式多样、用途专一。很多石器钻孔安上木柄,制成复合工具,证明人们掌握了钻孔技术。到距今5500~4900年,酒泉先民普遍使用方型、圆型的半地下穴式房屋,亦有挖基打墙的地面建筑。

这一时期出土的陶器和棺木中,发现粟粒等植物种子,说明酒泉已经有原始的种植业。

    从古墓葬中,发现有大量羊头、羊骨等随葬品,并伴有猪骨、牛骨、马骨和狗骨。这说明人类在长期的狩猎活动中,不断改进狩猎的工具和方法,捕获动物增多,开始了“拘兽以为畜”,加以驯养的早期畜牧业。

这一时期多数遗址有陶窑,葬物中有大量的彩壶、瓮、罐、瓶、碗、盆、钵、盂等陶器,形式多样,造型优美,胎薄面光,说明制陶业已趋于成熟。

在墓葬中发现用金银或铜制的鼻饮器、男女佩带的金耳环,是甘肃目前发现最早的黄金、白银开发和加工制作的例证。男性墓葬中多是石刀、石斧,女性墓葬中则多是纺轮,说明当时酒泉境内先民已出现类似男耕女织的劳动分工。

约在距今四五千年前,酒泉先民向人类文明时代迈入。酒泉古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的这一时期的彩陶方杯、人足罐等酒器和灰陶器、彩陶器、铜器、骨器以及蚌壳、骨珠等装饰品。当时,人们把兽毛或树叶、草藤、苇草和鸟兽羽毛等连缀起来,披在下身或全身,已经有了爱美意识。这一时期的墓葬中还出现大量铜制武器和人殉人祭,说明酒泉已进入早期奴隶制社会。

1976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对距今约3800多年的玉门火烧沟文化遗址进行发掘,清理出土的20多个陶埙,能吹奏6、1、2、3四个完全音,说明音乐艺术已经兴起。同时,这一时期的出土文物中还不少鼻饮、发椎及男子戴的耳环等装饰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反映了酒泉多民族的历史渊源。

 玉门火烧沟文化属四坝文化类型。四坝文化遗址最早于1948年在山丹县城南约5公里处的四坝滩发现,因该文化类型既不同于马厂类型,也有别于沙井文化,故单独命名为四坝文化。四坝文化属青铜时代的遗存,分布在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区,东起山丹,西至安西以及新疆哈密盆地一带。酒泉境内有肃州区下河清、安西鹰窝树、玉门沙锅梁等遗址。2003年6月,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在酒泉西河滩首次发现四坝文化的大型聚落遗址,发现房址50余座、窖穴60多座、烧烤坑350多座、陶窑5座、祭祀坑20多座。火烧沟遗址有四个碳测数据,东灰山遗址有一个数据,年代为距今约3900~3400年,相当于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

四坝文化是河西走廊重要的一支含有大量彩陶的青铜文化。它的某些器型与彩绘图案和马厂类型、齐家文化较为接近,有些特点又与中亚文化接近。陶器质地较粗,多为夹砂陶,器形多样,以罐、壶为主,四耳带盖罐、腹耳壶是其代表性器物,有的造型较奇特。彩陶豆、方鼎、陶埙有强烈的地方风格。彩陶均施紫红色陶衣,纹饰有三角纹、折线纹、条带纹、蜥蜴纹、回纹和圆点纹等。四坝文化的火烧沟墓地有312座墓葬,出铜器的106座,干骨崖墓地出铜器的墓接近二分之一,其中青铜数量超过红铜。铜器大部分由铸造而成,火烧沟出土的一件四羊铜权杖杖首为分铸,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分铸铜器。根据测定,四坝文化的铜器合金成分复杂,有锡青铜、铅锡青铜,以及其他合金制品。四坝文化还普遍发现砷青铜,这一特征与西亚、南欧以及北非的早期铜制品十分相似,反映出四坝文化有可能与外界存在某种形式的联系。证明当时的冶铜专业人员已掌握了采矿、冶炼、制造和铸造等生产工艺,冶铜业更趋成熟。四坝文化的墓葬形制因地而异。火烧沟多为长方形竖穴偏洞墓,有单侧的生土二层台,葬式以仰身直肢单人葬为主;东灰山多为圆角长方形和长椭圆形竖穴土坑墓,多有头龛、脚龛或侧龛,无葬具,流行乱骨葬;干骨崖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积石墓,无龛,部分有木质葬具,流行乱骨葬和多人合葬。房址为半地穴式和平地起建式两种。半地穴式均为长方形,地面经硬化处理,并有一至数个烧烤坑和数个储藏坑;平地起建式房址较复杂,多为长方形。西河滩遗址还发现一座主室带三面侧室的“三室一厅”建筑,储藏坑和烧烤坑形制多样。陶窑为4座一组,窑室多呈圆形。

   (四)夏、商、西周时期

夏、商、西周时期,酒泉先民和中原地区一样,已基本结束野蛮时代,迈入人类文明的门槛,进入金石并用时代。

夏代的酒泉先民主要是氐、羌两种部族,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氐人定居于河谷、平川等较低地带,是以农业种植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农耕部落人群。以种植业为主,兼营饲养业和狩猎;他们继承了马家窑文化的冶炼技术,形成了冶铜业、制陶业和家庭纺织业。羌人是生活在草原、山地的游牧部落人群。他们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兼营简单的农业种植。

西周时期,周人不断向酒泉发展,周人、羌人、氐人错杂分布,周文化开始传播、交流,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快发展。这一时期,酒泉先民过着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和狩猎的经济生活。酒泉各地普遍种植大麦、小麦、黑麦、粟、稷、高粱等多种农作物。在农耕业发展的同时,家庭饲养业也形成一定的优势。酒泉的家畜品种主要有猪、狗、马、绵羊、山羊和家鸡。西周后期,畜牧业逐渐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并伴随马具的应用及骑马民族的诞生而不断扩大空间分布范围,逐步形成以畜牧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文化区。考古发现,当时酒泉先民已经掌握了先进的冶铜技术。酒泉境内玉门火烧沟文化出土铜器所占比例已超过50%,表明火烧沟文化的青铜制作是马家窑、齐家青铜文化的直接继承和发展,不论器型还是工艺水平,都较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有明显进步。但是由于西部地区和中原地区的文化差距,错过了与中原地区前后相继进入文明社会的时机。当中原地区已经建立起强大的中央王朝很久以后,酒泉乃至西部地区仍处于众多民族迁移流动、未能形成文化趋同中心的落后状态。

   (五)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的酒泉先民从事着半农半牧的生活。他们以部落为社会基本组织单位,多个部落组成部落联盟,逐渐形成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各氏族部落都是兼营农业的游牧人群。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青铜农具尤其是开垦用的青铜钁和中耕用的青铜铲、青铜锄逐步应用于农业生产,但各种木石骨蚌农具仍大量使用,尤其是木质耒耜仍然是主要耕播工具。人们较大规模地在河流两岸的低平地区开垦耕地,为了防洪排涝建立起农田沟洫体系。与此相联系,垄作、条播、中耕技术和选种、治虫、灌溉等技术亦已萌芽,休闲制逐步取代了撂荒制。为了掌握农时,人们已开始利用物候知识。不过这一时期农田的垦辟仍然有限,耕地主要集中在各自孤立的村邑周围,稍远一点就是荒野,可以充作牧场,所以畜牧业有较大发展空间。这一时期,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错杂并存,生产工具、技术有了很大进步。

战国时期,酒泉一带是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驻牧的地方,他们之间相互角逐,领地时有变化。乌孙即“戎”的转音,月氏则为羌族的一支,羌、戎皆是战国以前酒泉境内古老民族。1957年,在玉门骟马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一批夹沙的红褐色或灰色平底的陶器,人们推测是秦汉以前乌孙和月氏在这里活动的遗物。在今敦煌南湖乡古董滩和瓜州双塔水库等地,发现这一时期大量的石刀、石斧等乌孙民族的遗物。这一时期,秦人对甘肃境内的羌人发动了无数次征服性战争,大量的羌戎人被驱逐出甘肃,融入华夏民族之中,或向其他地方迁徙流动,或仍留在本地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逐渐与其他民族相融合,成为酒泉的土著民族。

自战国以来,甘肃东部的秦人和不少中原人进入酒泉境内,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也同时传入酒泉,铁制农具开始广泛使用。铁器的普及和牛耕的出现,都为农业生产中实现精耕细作准备了条件。到战国后期,深耕得到广泛提倡,连种制逐步取代了休闲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灵活多样的轮作倒茬方式。原来一直定居境内的农业人口,由于生产经验的不断积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农作物品种也不断增加。月氏、乌孙人在祁连山下有许多优良的草场,他们放牧的牲畜品种主要有牛、羊、马、驴等,羊是其主要衣食之源。牛也是主要的畜种之一,它是驮物的役力,也是食品——肉和乳的重要来源之一。马更是重要的畜种,可以吃肉喝奶,可以代步驮物;打仗时还可以冲锋陷阵,更代表一个民族的战斗力。当时的月氏人已经有相当高养马技术。

春秋战国时期,陶器制造、金属冶炼、毛纺织品、玉石制造业等技术工艺在当时酒泉境内各游牧部落中已有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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