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酒泉百年故事】敦煌文物震惊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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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于:2017/8/7 17: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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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物震惊北京


 1908年5月30日,法国伯希和的考察队满载着文物离开了敦煌,经过安西、肃州、甘州、凉州,沿着河西走廊东行。后东出兰州,经过西安,达郑州,乘火车长驱直入北京。
来到北京后,伯希和对自己在敦煌莫高窟弄到大批遗书古卷的事情,没有过外张扬。因为他清楚这些稀世珍宝的价值,也清楚自己获得这些稀世珍宝时采取了怎样的手段和做法,所以这些内幕如果让中国的学者们知道了,不但文物得而复失,而且他也会在学术界遗臭万年。于是,他把敦煌经卷和在新  疆  挖掘的文物,秘密运送到法国大使馆,连夜打包装箱,尔后,请求使馆帮忙装上海轮,由爱努特秘密押运巴黎……
等到爱努特带着那些满装文物的箱子安全上船离开码头,伯希和才开始谈论藏经洞的事情,并携带少量他认为在中国有可能引起轰动的敦煌古卷精华,到北京拜访有关学术专家。他的目的:一是想在拜访过程中,再获得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二是炫耀自己在敦煌考察的收获,使藏经洞遗书古卷引起中国学术界的注意。因为尽管藏经洞的遗书古卷在历史、考古、佛教和东西方文化艺术研究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但得不到中国学术界的承认和认可,是不会产生轰动效应的。
他前去拜访的第一个学者是京师图书馆监督缪荃孙。他给他透露了一些关于敦煌藏经洞发现古代遗书的事。当时尽管伯希和没有拿出那些遗书古卷让他看,但已经说出了藏经洞的实情。然而,却没有引起这个当时中国一流学者的重视,只把它当作“奇闻”来听,并在日记中记述了这样一段文字:“……伯西和到图书馆,言称敦煌洞藏有唐人写经七千余卷,渠挑出一千余卷函,有唐人《沙州志》,又有西夏人书、回前纤书、宋及五代刊板,……奇闻也。”
伯希和见藏经洞发现的文物没有引起缪荃孙的注意,便南下上海、无锡,拜访当时中国的大收藏家、两江总督端方等金石书画家。然而,这些大家们也没有过多地注意这件事。对此,他有点失望,于是辗转出境,打算在适当的时候再来中国,对敦煌藏品进行宣传展出。
1909年5月,伯希和二次来到中国。途经南京时,再次拜见端方。并拿出几卷敦煌文书让端方赏看。端方一见那些稀世珍宝,震惊万分,同时想办法把这些东西买回来,但却遭到伯希和的婉言拒绝:“这些藏品,都是掏大价钱买回来的,本人珍爱如命,端大人不可夺人之爱啊!”端方这个平时说一不二的封疆大吏,面对伯希和的婉言拒绝,无话可说。最后除了拍摄到《沙州志》残卷外,再没有得到什么。他扼腕叹息,夜不能寐。正如伯希和回巴黎后,在一次演说时说:“端制军(端方)闻之扼腕,拟购回一部分,不允。则谆嘱他日以精印本寄与,且曰:‘此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题也。’”
当时,这位封疆大吏无力回天,便把伯希和获敦煌藏宝的消息告知北京学术界的董康等人,企望北京方面采取措施,能够购回一些藏品,聊以追补北京学术界的大憾。
8月,伯希和来到北京,居住在八宝胡同。北京学术界已知伯希和在敦煌获宝消息,因此他的到来引起北京学界强烈反响。学者名流们怀着不同的心情和不同的目的纷纷前去八宝胡同,有的让伯希和讲述获宝经过,有的让他讲敦煌见闻,有的去抄写资料,还有的去看热闹……
1909年,北京学者王仁俊在发表手写本《敦煌石窟真迹录》序言中,用这样的话描述当时的情景:“伯希和到达北京后,学术中人纷纷走访。他连续四天带着干粮到伯希和住处抄写经卷,凡是有关历史、地理、宗教文学等都进行了考订,共抄写了五册。”
中国一流的学者罗振玉先生,对敦煌藏品被外国人劫掠、霸占而痛惜之极,悲愤之极。是年8月9日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
“茲有一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告公,乃敦煌石窟所藏及五代人写木刻本古书是也。此书为法人伯希和所得,已大半运回法国,此可恨也;其小半在都者(皆隋唐《艺文志》所未载),弟与同人醵赀影印八种,传钞一种,并拟与商,尽照其已携归巴黎者,此可喜也;闻石窟所藏尚有存者,拟与当道言之,迅电毛实君,余存不知有否?但有,尽力耸动之,前车已失,后来不知戒,此可悲也。弟有《石室书录》数纸,随后印成寄奉,公闻之当亦且喜且悲也。”
罗振玉用可喜、可恨、可悲表达当时的心情,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学人心态的典型写照。
伯希和来北京后,向北京的各新闻媒体和驻京各新闻媒体发布了举办敦煌遗书展览的公告,精心策划舆论宣传和造势方案。经过他的努力,是年9月4日,敦煌遗书展览会和记者招待会在北京六国饭店如期举行。
中国的学者来了,外国的学者和那些喜欢中国文化的人们也来了。他们参观浏览着,评头论足着,无不为中国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化艺术所震撼,特别是中国的学者,被眼前敦煌藏经惊得目瞪口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有的学者以前见过的古代图书,最早的版本不外乎宋版而已,至于唐代的东西极为罕见。然而,敦煌展品中,不但有隋唐的文本,而且还有六朝的写经文书等,而且保存完好,能不叫人震惊吗?
伯希和在记者招待会上洋洋自得地讲述着敦煌藏经洞的情况,还告诉大家,藏经洞中还有经卷,他没有取完,因为全部取完,就太“伤廉”了,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很讲究德操的人。
展品中还有最早的、不曾被人改编过的《尚书》原本,又一次震惊了北京学者。《尚书》是儒家的经典之一,汇编了中国上古时期的部分文告,以及追述古代主要事迹的作品,保存了商朝和西周初期的一部分重要历史资料。但是,《尚书》却有两种不同的版本,一种称为“今文尚书”,一种称为“古文尚书”。后来“今文尚书”失传了,“古文尚书”则在唐玄宗时期经过改编,内容与未改动的版本有很大出入。而眼前展览的敦煌藏经洞中保存下来的《尚书》,竟是未经改编过的古文《尚书》原本,它对于研究商、周历史和文化都有着极为重大的价值。
中国的学者们越看越震惊。中国的宝物怎么到了外国佬手里?我们的政府和管辖部门到哪里去了?自己的宝物被外人盗去不说,还让盗贼拿回来在家门口炫耀展览,国人能不痛心、气愤、惋惜吗?北京学界头面人物恽毓鼎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地方官吏绅衿,曾无一人过问,乃举而付诸法兰西人之手,重洋万里,辇归巴黎,岂非可恨可伤之事,吾辈尚为有人乎?安西牧俗吏不足责,身为学之陈苏生,岂不一闻问耶?可耻甚矣。”
端方愤怒之极,痛惜之极,找罗振玉大发其火: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啊!他当即联络罗振玉等学者去跟伯希和谈判,要求他留下敦煌藏品,共同研究。还索要敦煌藏品影印件,以聊补大家的痛憾。学者恽毓鼎在伯希和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向伯西和提出将敦煌藏品精要之本,拍出如原式大小照片,寄还中国。
罗振玉先生更是东奔西忙,联合在京学者和社会人等捐凑白银,敦促拍摄敦煌文物之精品资料,并请端方襄助,继续敦请伯希和出售随身携带和已运回国的敦煌文物中有关四部要籍的写本。
也许伯希和迫于北京学界的呼声和舆论,也或许处于跟端方等学人的私人关系,他回国后,如约寄回一些敦煌藏品资料的照片。端方分别交罗振玉和刘师培考释。1910年,罗振玉编成《石室秘宝》,此为刊行敦煌影本之始。1911年初,刘培成撰成《敦煌新出唐本提要》19种,为轰动一时的敦煌学名篇。
敦煌藏经洞惨遭斯坦因、伯希和等诱劫后,北京学术界上书朝廷,要求将敦煌莫高窟所剩藏品全部运到北京保管。特别是罗振玉先生听伯希和说敦煌藏经洞还有8000多件写卷时,立即报告学部左烝乔茂楠,请求火速拍电报给陕甘总督毛庆蕃,请他先垫付资金,把敦煌藏品购买回来,需用多少钱,学部随后汇款偿还。害怕甘肃经济条件落后,陕甘总督全部垫支购买款项有困难,耽误了购买大事。他又前去京师大学求援,鼓动大学堂出钱购买。学堂总监督刘廷琛自知囊中羞涩,说“大学无此款”。罗振玉时为学部奏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手里也有一些资金权利,便商议道:“若大学无此款,由农科节省充之,即予俸亦可捐充。”刘总监答应了罗振玉的请求。
有京师大学堂和陕甘总督双方支付购买款项,购买事宜有了着落。一个月后,京师大学堂和学部同时收到回电,称敦煌藏品已经购得,计8000卷,总价3000元。
朝廷见购买事宜已解决,运送经卷到京之事,政府不承办说不过去,便交由学部处理。学部经商议,又委令刚刚调任甘肃藩司、代理巡抚的何彦升派员解押敦煌藏品进京。何彦升接到委托后,派几个幕僚前去敦煌押运。
官府押运藏经官兵来到敦煌之后,向县里征集几辆马车,赶到莫高窟,草草将藏品装上马车启程了。
当天马车到达敦煌县城,停在县衙大院里。押送的官兵以为县衙最为安全,没想到值班护兵半夜刚打个盹,几包经卷就被人偷走。车到安西县城,地方衙门在饭馆摆下宴席,准备“盛情款待”押送经车的弟兄们。等护兵喝得酩酊大醉,那些官绅们纷纷下手“请取”经卷。据说车过甘州时,押车官兵进饭馆吃喝,酒足饭饱之后,拿经卷抵顶饭菜钱。
因此,从敦煌出发,经安西、肃州、甘州、凉州到兰州,沿途经书被盗被送不计其数 。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赴敦煌时,从***到张掖,沿途看到有人成捆成捆兜售敦煌藏经,他趁机廉价收购到大批流散的古卷。同时,在自己的《西域考古记》中有点幸灾乐祸地说:“运到北京的经卷究竟有多少?这是不能不令人发生怀疑的。”
还如民国初年曾在甘肃任官的许承尧,民国二年(1913)到皋兰时,发现市面上大量出售敦煌写经,其价格便宜,他先后购买多达200卷。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个写经跋中,也提到甘肃一带流失经卷的情况:“……其留于武威、张掖、皋兰者不少,且皆精整。”
1919—1921年,任兰山道尹和甘肃省长的陈日,自称在甘肃为官时与友朋争购敦煌经卷。民国初年在甘肃任职的张广建,竟以敦煌藏品送礼换官,根据所送藏品的多少,换取官位的大小。
民国六年(1917)之后的10年时间里,贾缵绪曾先后任甘肃烟酒总办、甘肃教育厅长、安肃道尹,在任职期间购得藏经多达百余卷。然而,在不断的社会动荡变乱中,其藏品皆损失殆尽,不知去向。此后,北京大学的陈万里、向达等人西行敦煌,一路上还都看到了标价很高的敦煌藏品。直到20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兰州、酒泉等地书肆,还有当年流散的敦煌写经……
1910年夏末,运经的马车抵达北京城后,又遭遇一场大劫难。就这样,五、六万件敦煌经卷,被外国大盗屡次诱掠,又多次被国贼偷盗,最后 “所剩无几,且遍体鳞伤”。
所幸,屡遭劫难后,终于运送到首都北京,有了一个光明的前景!

   (参考《敦煌文史》和《敦煌百年》等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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